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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中)
◎ i-Nature 編輯部

在「不同的聲音」那一段內容中我提及,不管我是在長島大學念輔導與諮商的碩士,還是在豪福斯特大學念婚姻家庭治療專家,還是在紐約艾瑞克森催眠心理治療學會(NYSEPH,The New York Milton H. Erickson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and Hypnosis)學習艾瑞克森催眠心理治療,很妙的是,竟然都只有我一個亞洲人。(雖然在豪福斯特大學念婚姻家庭治療時,中間曾短期跑來一個印度醫生娘,因為在家沒事做而來進修性心理治療課程,但也待不到一個學期就跟著老公換醫院而無疾而終了,我們那時候猜想,可能是她覺得這門性心理治療課程跟他們印度的Karma Sutra比起來,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吧!不過玩笑歸玩笑,她那時真的是搬到別國去了。)

至於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亞洲人?我也不知道為何這麼剛好,但環境就是如此,兩所學校的教授都說,長久以來在我們學校,真的沒什麼亞洲人念這一科。所以我就是那種想講中文也一點機會都沒得講。
很多人一聽到班上只有我一個亞洲人時,可能的第一個反應是:「那你不講英文不行囉?」的確是。我真的不講英文不行。而且是再怎麼缺乏詞彙也要絞盡腦汁讓別人了解我,常常肢體語言也要跟著出來。這就很像我們在飛機上,為了要確定我們可以吃到雞肉而不是豬肉時,我們會不惜一切演出雞翅膀怎麼揮、公雞怎麼叫。若要吃魚,便會努力演魚怎麼游泳。若要吃牛肉,就可能要比牛角,順便學牛叫……(這一招我在後來一個人去歐洲自助旅行時便常用,因為在當地英文變得沒用處,也不會講他們的語言,身體語言反而比較容易讓別人懂。)

在紐約,身體語言可以幫助溝通。我發現,這多少也有點耳濡目染的效果,因為紐約有一堆種族的人都習慣「用手講話」,有時候大家「比畫的還比說的多」,尤其是那些個性普遍外放的義大利人、西班牙人、黑人。幾年時間下來,我講話變得頗多時,會用雙手比畫當語助詞,就是為了要讓別人多了解我這「外國人」。

然而我記得剛去紐約時,我的雙手是緊緊黏在身體兩邊的。我的身體姿態是很典型的保守台灣女生。上課時我乖乖聽講,認真做筆記,我會去圖書館拚命借一堆書、看期刊做研究、準時交報告……但,「有耳無口」的東方傳統美德可能無法讓我在紐約的研究所生存,教授不欣賞這樣不表達自己想法的學生,不講話會被視為不參與。舉手在課堂上,算是最棒的身體語言。教授們直接期待我會多舉手、多發問。他們要知道我在當下、當時的反應,而不是一份白紙黑字的延宕表達。

所以打從在長島大學被頂著一顆大假髮的猶太女老師熱切鼓勵之後,我靦腆地硬逼自己舉了幾次手,當我發現我並沒有因此羞愧得死去後,我便愈來愈常舉手。還好我本來好奇心就很高,舉手發問也愈來愈不是問題,而是個「反射」動作了。尤其是在豪福斯特大學婚研所的訓練中,特別強調後現代的心理治療師要「懂得問個案好問題」,而好問題往往會引出個案的內省及改變。所以在課堂上,大家都是此起彼落地一直舉手發問。

回台後,在很多演講或工作坊中,仍會看到我很積極地一直問問題,曾經在凱旋醫院有個醫生忍不住對我說,希望少看到一些我的「反射動作」……這真的是文化差異。不過,我覺得很奇怪,我們老要個案當眾講話,我們自己卻不講話?

回來台灣的這幾年裡,我雖然收手一陣子,後來還是忍不住又復活,因為我發現,腦中就是會有一堆好奇的東西想問,而大家那麼安靜,演講者又要聽眾問問題,乾脆我來問一些能讓自己腦子滿足的問題……

當然,我也轉而將這些想舉的手「轉化」成一句句在諮商治療中的問句……(總是要有個宣洩的地方。)
我也發現,我在一句句問句中,有著我在紐約那種繞「外國人」這旋轉門時的類似效果,有時我從個案的角度,有時我從心理師的角度……

>>延伸閱讀:
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上)
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下)

(本文作者:陳瀅妃)
(摘自:遇見紐約色彩的心理治療督導,由生命潛能發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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