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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上)
◎ i-Nature 編輯部

剛開始去紐約時,面對強烈的文化差異,我覺得我是以「解離下第三者」的角色在過日子。假若用電影欣賞做比喻,所謂的「第三者」就是連觀眾都不是,像是飄著同時看電影及觀眾的另類虛幻角色。我最初是非常「不切現實」地在看紐約發生的一切。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定義比較偏向是時代廣場上匆匆走過的觀光客,看也看不清楚背景,也搞不懂自己怎麼舉手投足才適當,內心還是那種投射性地定義紐約很危險,以致於要將包包抓在前胸才覺安全的人……

漸漸地,我變成是那種會住比較久的觀光客,我成了坐在街上悠閒地喝咖啡、觀察紐約的「觀眾」,我懂得去利用社會資源,去看表演、展覽,去吃美食,去內行人會去的地方購物……再漸漸地,我開始不太清楚我是外國人還是別人是外國人,變得很像在繞旋轉門一樣,立足點的不同,使我一下子覺得我是外國人,又一下子覺得別人是外國人。然而,最大的不同是真實感變強,不管立足點是在哪,我都像是參與在電影裡的「演員」,只是角色或輕或重而已。
我記得Dr. Joan. D. Atwood曾問我:「大概花多久才適應紐約?」我那時跟她說:「至少三年。」三年多的時間才讓我變成演員;而我這個演員,一直都在旋轉門繞進繞出。

這個旋轉門效應很好玩。在修習人類學概論之後,我腦中強烈轉換成「我是外國人」。但,在觀光客的眼中,我又是個道地的紐約人。事實上,我也真的是道地的New Yorker,我可以說整個曼哈頓,我熟得比大多數的紐約人還熟,〈慾望城市〉、〈花邊教主〉影集的生活對我來說並不陌生。可是接著,在班上發表意見時,我又轉回外國人的角色,我的身分一直是「外國留學生」;回台灣玩時,我以本國人的身分入境,但親友視我是外來者;回紐約時,我要走的是「持外國人護照」的路徑才能入境,但在兒童局家暴中心處理事務時,我卻又代表紐約市政府的公權力。這旋轉門不停地一直繞……

就因這旋轉門不停地一直繞,不管我視哪邊是外國人,或者何時是台灣人、紐約人,我都是一直不斷地在適應。對我而言,「適應」就對了。這個「適應」能力,有助於我跟個案及家庭的晤談。有時我從個案的角度,有時我從心理師的角度;旋轉門效應在此發揮功效了。

>>延伸閱讀:
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中)
旋轉門效應──我是外國人?(下)

(本文作者:陳瀅妃)
(摘自:遇見紐約色彩的心理治療督導,由生命潛能發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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